刘三吾出生于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，祖父、父亲都是元末知名的文人，父亲刘平野曾担任元朝的翰林学士。两个哥哥也在元朝为官，可惜身逢元末乱世，不幸为匪寇所杀。为避寇乱，刘三吾去了广西教书为业，因为有学问、人品好，被举拔为靖江道的儒学副提举，相当于桂林市的教育局副局长。洪武元年，明军攻克广西，刘三吾随之返回故里。社会开始安定下来，刘三吾年届六旬且生性恬淡，暑则豆棚瓜架，寒则地炉活火，晚饭杯酒，促膝言欢，感到了满足。

现实中的诗酒田园，总是短暂的。平定四海，收揽英雄；治国安邦，求贤若渴。朱元璋宏图大业的转型，亟需巨量的知识分子承担官府事务，于是“寻人启事”贴满乡野街巷。地方官府的差人，时常手里拎着钱袋子走街串巷，遇上识字的人，谈好价钱，便一手交钱一手带人，让他们前去官衙听用。这种“求贤”，由于需求量太大，也作为硬任务分配给朝廷重臣。丞相徐达是个粗人，什么叫知识分子基本上都不明白，为了完成任务，见到识字的都抓，有不愿意的干脆绑起来送到京城，为此还受到了朱元璋的一顿批评。

作为知识分子，多少有些思想，有些见识，有些对时局的判断，新朝的这种“求贤”，并非一呼百应，回避或干脆拒绝的也不在少数。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，对新朝的认识不到位，为了不出来当官为差，竟然自残，砍掉了自己的手指。这对叔侄被押到京城，朱元璋亲自将他们训斥了一通：生下你们的叫父母，有难救你一命的叫再生父母！现在天下太平，你们享受太平，我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！不为再生父母效力，要你每（你们）何用？

夏伯启叔侄被骂得心悦诚服，最后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杀头。

较之于普通的知识分子，刘三吾与其显然不在一个层面。洪武十八年（1385年），朝廷需要特殊人才，通政使茹瑺举荐了刘三吾。

茹瑺，衡山人。明太祖朱元璋有天梦见“南岳神”来辅佐自己，第二天视察国子监，正好遇见太学生茹瑺，朱元璋大吃一惊：这小伙子跟“南岳神”长得一模一样！一问，居然还是“南岳衡山人”。朱元璋大喜过望，说你别去考试了，直接去当承敕郎，很快又将其提拔为通政司使。

衡山距茶陵不远，茹瑺与刘三吾一个是朝廷命官，一个是乡野文人，刘三吾不知道茹瑺，茹瑺却对刘三吾如雷贯耳，因为刘家在地方上实在是太有名了。

这一年，刘三吾已经七十三岁。明朝能活七十岁的人实在稀罕，所以地方官府通常给这些“寿星”发点“政府补贴”，他们死后还可以有几寸长的“传略”，载入地方志“耆宿传”。

七十多岁的人入朝，是茹瑺为了糊差事，还是这个人想混口饭吃？朱元璋感到很奇怪，决定抽时间当面见识见识。倘若有了差错，茹瑺与刘三吾的麻烦那都大了。

二、一言之失被“退休”

朱元璋本来想见识一下刘老头就算了，但见到刘三吾后主意又改了。刘三吾知识面太广，朱元璋想问的他都知道。更重要的是刘三吾身体特好，脑子清晰，干力气活都行。朱元璋情不自禁地与刘三吾谈了几个时辰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，当场决定留刘三吾吃饭，自己酒都比平时多喝了几杯，给了刘三吾一个左春坊左赞善，接着又让他做了翰林学士。朱元璋同时表扬了茹瑺，后来将其晋升为兵部尚书、吏部尚书，还写了个“中流砥柱”的字幅让茹瑺拿回家挂着。

刘三吾入朝后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，因为新朝的治理难点旨在规范化，不能再像“创业”时期，头目一发话，大家就操起家伙把对方的城墙给拆了。刘三吾担负着教朱元璋三子晋王朱读书的任务，还要为朝廷制作大量公文，这种活普通知识分子也确实干不了。还有，倘若哪位王公去世，朝廷需要赏个碑文什么的，都得刘三吾执笔。特别是这个东西，人家的后人少则也得留个几百年，每个字都得讲究。

当然，饱学的刘三吾知识主要是应用在朝廷的典章、制度上，《存心灵》《省躬录》《礼制集要》《寰宇通志》等御用典籍，都由他主纂。单是这几本书，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不了，何况是写。其中有几种，刘基那么神通广大，也都没办法完成。刘三吾的学问加严谨，从来不出错。

帝制《大诰》，是明初最重要的“大明法典”，普及率比《圣经》还高，老百姓家里几乎是一户一册。明初的中国，基本上是个文盲大国，但老百姓一字不识没有关系，朱元璋领导文化工作是弱项，领导文盲工作是强项，他让全国的村庄村口都建两个亭子：“申明亭”与“旌善亭”。前者张贴朝廷文告，公布本地的坏人坏事，后者则用来宣传好人好事。亭子里面会有个读书人，免费给你讲《大诰》。但要牢记一条，家里必须有一本《大诰》！因为万一哪天家人犯事了，有它可以罪减一等，没有就会罪加一等。

《大诰》的帝制，其实是朱元璋的口谕，也就是他听完案情汇报后，做个口头评点，刘三吾及相关文人将“最高指示”整理出来。整理时需要做技术处理，比方说皇帝评点时发出个语气词“嗷”